題字：袁衛華 一直戰斗在重癥一線的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協和醫院的周瓊教授在她負責的病區。新華社記者程敏攝
疫情暴發后，新華每日電訊特稿部推出“我的戰‘疫’”新媒體專欄，用口述的形式，還原一個個普通人家在大疫之下的希望、努力和改變。截至目前，電訊公號已發出專欄報道近百篇，深受讀者歡迎。部分稿件被編發為新華社對外英文報道，引發海外受眾關注
本期《調查·觀察》推出“我的戰‘疫’”專刊，精選一線醫護人員的戰“疫”故事，聚焦疫情暴發之初的真實瞬間，共同見證這段必將刻骨銘心的歷史
和病魔搶人的這些天
口述：高曉玲|50歲|醫生|山西太原
整理：劉婧宇|記者 編輯：劉荒
2月2日凌晨2點，我在睡夢中被電話驚醒：按照山西醫科大學第二醫院黨委安排，我將作為第二批支援湖北醫療隊隊長，帶領醫護人員奔赴武漢抗疫第一線。
我趕快爬起來一邊收拾行李，腦子里一邊像放電影一樣，盤算如何安頓老老小小一家子。
中午12點準時出發，下午4點半到達武漢。接著，經過一整天防護培訓，正式進駐同濟醫院的中法新城院區，同中日友好醫院共同管理C區6層。
一周之后，我們醫療隊轉到C區8層，獨立管理50張床位。這里接收的新冠肺炎重癥患者，都是從武漢各地轉運來的，救治難度高，工作壓力大。
雖說我是一名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的大夫，但來之前仍有些焦慮，甚至是恐懼。畢竟沒接觸過這么嚴重的疫情。
頭一天晚上，總是擔心自己的隊員做不好防護，上班后會遇到什么樣的患者，能不能處理得了。想挺多，沒睡好。
一旦走進了病區，反而放下心來。因為和平時臨床工作沒太大差別，只是增加了防護裝備，就開始放手工作了。
第一天，我們的床位就收治滿了，都是重癥患者。
有一位患者狀況特別差，用無創呼吸機吸高濃度的氧，但血氧分壓只有30毫米汞柱，而正常人應該是90-100毫米汞柱。
監測到這個危險情況，我們立即為患者安排了氣管插管。這本來是我們呼吸科的日常操作，但在傳染性強大的病毒前，確實很危險。從這位患者目前狀況看，這個險也值得冒。
一位常年吃某品牌降壓藥的男性患者，自己的藥快吃完了，但堅決不換醫院現有的降壓藥。只要提起換藥，他就情緒激動，一副馬上要“暴走”的架勢。
當天武漢風雪交加，路況不熟的醫護人員，騎著自行車挨個藥店給他找藥。隔天患者拿到藥時，不停地感謝護士，為之前的暴躁不好意思。
相比那些可以通過電話與家屬溝通的患者，這個病區大部分的患者，可能親人都無暇顧及。
有的人更可憐，甚至“要一卷衛生紙”都沒親人回應。家里人可能也被隔離、被感染，只能靠醫護人員來照顧他們。
一位40多歲的男性患者非常“有意思”，總在網上查各種治療信息。對照過后變得渾身難受，不停地要求醫生搶救自己，我再三安撫，他才平靜下來。
這類患者不少。他們聽說有人不在了，內心焦慮和恐懼交織在一起。甚感欣慰的是，我們病區沒有一例死亡病例，患者狀態穩定向好。
在重癥病房救人，更要做好自己的防護。說起這身打扮來，穿一次就得半個小時。防護服需要穿3層、手套5層、眼鏡2層，整個穿和脫的過程，就有20多個步驟，要提前2個小時做準備。
穿防護服的時間一長，各種壓迫感從眼眶、鼻梁到耳朵，擠壓得五官沒一個是正常的。
第一天下來，有的人是顴骨處，有的人是鼻梁處，大家皮膚沒有一個不磨破的。
我們開始想辦法：在皮膚上抹一些凡士林，壓力大的地方貼點膠布或墊幾層紗布，以減輕對皮膚的刺激。
男同事出汗多，就像蒸桑拿，脫下防護服就成了一個“水人”，整個人都濕透了。下班之后，我們都要多吃咸菜，以補充鈉之類的電解質。
我們下午班從午后3點到晚上9點，中間顧不上吃飯。下班回來還有一系列消殺程序：把所有上班穿的衣服用84消毒液浸泡，用56℃左右的熱水沖半個小時澡，再把浸泡過的衣服洗完。
一般人洗澡用40℃左右的水就可以了。我們為了保證自己和患者的健康，必須按照規定水溫標準，咬著牙洗“燙水澡”——皮膚都被燙得通紅通紅的，想起來就感覺渾身灼痛。
一位護士說話時眼淚打著轉：“不是不怕燙、不怕疼，就怕萬一有病毒，水再熱都得忍著。”
每天用84消毒液浸泡的衣服，早都變成了“迷彩服”，根本看不出原來的顏色。
我母親80歲，身體還挺好。告別那天，我和她匆匆打了個照面，不敢看母親的臉，怕自己眼淚飆出來。
臨出門，只是低著頭說“到點了到點了，上班要遲到了”，就趕著進了電梯。母親還在電梯口絮叨。
到武漢后，她總發微信鼓勵我，“你在前線奮戰，我在后防（方）幫你照顧孩子，減輕你的后顧之憂，使你放心戰斗，為你加油，為你自豪”。
她平時說話不這么文縐縐的。我來武漢后，總給我發類似“有水平也有錯別字”的信息。她覺得有我這樣的女兒很自豪。
我還給父親打了個視頻電話。沒想到，今年90歲的老人，一瞬間哭得不行，全家人都沒法吃飯了。
父親在我面前，永遠都是一副錚錚鐵骨的樣子。我來武漢短短幾天，他就暴露出自己的脆弱。我很后悔，就再也不打視頻電話，只發微信了。
來武漢后，很多平時很少聯系的人，每天都會定時發信息鼓勵我。山西有一千多醫護人員來湖北，每個人身邊都有無數的感動。
我們住的酒店，工作人員特別暖心，哪怕凌晨三點下夜班回來，他們也會遞上熱飯，說：“辛苦啦，謝謝你們！”聽到這句話，瞬間又覺得渾身有勁了。
我們不是要來當英雄
口述：段業英｜31歲｜護師｜廣東廣州
整理：吳濤｜記者 編輯：黃海波
還沒等我們去適應，戰斗就打響了。
我是廣醫三院重癥醫學科護師。2月7日，作為廣東援鄂醫療隊成員，來到武漢協和醫院支援。
這家醫院定點收治新冠肺炎危重患者，而我值守的西院區ICU，集中收治其中最危重的患者。有部分還是第一批收治的危重癥患者，幾乎每個人都上了呼吸機。
轉眼來武漢20天了。一墻內外，我仿佛生活在兩個世界。
一個世界，是如同被按下暫停鍵的城市，清冷寂靜。每天和醫療隊同事坐車前往醫院，一路車聲寥寥、人影難尋，像在夢境中。
另一個世界，是如同戰場一般的醫院。燈火通明，白衣疾行，汗透襟衫，緊張到沒有一分鐘能閑下來。
我是瞞著父母來武漢的。從報名到出發，都沒敢跟家里人提半句。
我甚至想一直瞞著，等到疫情結束回到廣州，再和爸媽說。但沒有瞞住，被老家一位朋友知道了。
到達武漢第二天，我給家里打了電話。母親雖然有點生氣，卻不停地叮囑我保護好自己，安心在武漢工作，每天給家里報個平安。
報到當天，上午培訓，下午就穿上防護服進ICU，三個人管五張床。
協和西院區醫護人員太緊缺了。我們來之前，本院醫生已連續工作了一個多月，身心俱疲。我們的到來，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剛開始時，陌生的環境讓我很不習慣。ICU里的同事，來自全國各地。大家工作習慣不太一樣，剛開始找個藥品都要“打轉轉”。
我經常產生錯覺，“我現在在哪里？”好在時間一長，大家磨合得越來越好了。
說到防護服，即便穿了半個多月，還是感覺太過“酸爽”。
上班是標準的三級防護，手術衣、防護服、隔離衣三層，里里外外裹得嚴嚴實實。
套在里面有種窒息感，連走路都變慢了。護目鏡時間一長就起霧，看東西模模糊糊。
護理工作包括血液凈化、用藥、霧化、吸痰、翻身等，穿上這身厚重的裝備后，同樣的工作，要用平時三倍的時間才能完成。
有幾次憋得難受、呼吸不過來，就不得不挪到病毒載量少一點的地方，休息一小會兒，緩過來再繼續工作。
也有隊員撐不住的，直接在防護服里就吐了。
雖然是6小時工作制，但我們住在30公里開外。有時晚上8點下班，回到宿舍沖完涼已是11點。經常中午11點吃午飯，晚上11點才吃晚飯。
從醫院回來，我感覺全身都是臟的。每次都想從里到外、從頭到腳洗幾遍，使勁地搓手，巴不得里三層外三層地消毒。
跟我同一批來的副主任醫師高元妹，是我們醫療小組組長。她的工作時間更長，每天早上不到五點起床，晚上七八點才回來。
來武漢前，我對病毒“殺傷力”的認知，來自累計增長的死亡數字。親身進入戰場才知道，在疫情面前，生命是多么脆弱。
剛到時，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死亡，最多時一天5人死亡，這讓我們所有人都感到壓抑。
對于那些意識清醒的患者，看著同病房的病友，在自己眼前搶救、死去，壓力可想而知。
有一天晚班，有位危重患者搶救無效死亡。他對床是一位意識還清醒的阿叔。
雖然搶救過程中我們用一個屏風擋住他的視線，但搶救結束后我去看那位阿叔時，只見他兩眼發直，眼睛里滿是恐懼。
有人問我，這么苦，這么累，后悔來武漢嗎？
其實支援的消息還沒出來的時候，我就決定要來。我是黨員，又沒成家，經驗也比較豐富，挺合適的。支援的消息一出來，我就報名了。
春節在家時，我悄悄試探了一下父母的口風。他們擔心我的安全，并不太贊同我去武漢。
在武漢，偶爾和醫療隊其他隊員閑聊，發現家人支持的并不多。我覺得這是人之常情，畢竟來此，可能就面臨生死，但我們還是來了。
在協和醫院重癥醫學科的一張桌子上，我看到一首手寫的《涼州詞》。
我猜這是曾在這里奮戰的某位同仁，為了激勵自己和同事而寫下的。
在我們到來之前，本院醫護人員連續作戰一個多月，在疫情最恐怖之時苦苦支撐，我能想象到那種心情。
我們并不是要來當英雄，但做了這份工作，這就是我們的使命，要對得起這身白衣。如果不來，我心里會不安和愧疚。
在武漢這段時間，當看到交警日夜守城查崗，酒店人員盡心盡力做好后勤，志愿者用心幫我們理發，我就覺得只要每個人站好自己的崗，難熬的日子一定會過去。
春天來了，武漢漸漸變暖了，好消息也漸漸多了。就在剛才，又一名患者拔管了。
這意味著我們從死神手里，又奪回一條生命，也意味著我們回家的日子，又近了一步。
心理危機干預上千例
口述：唐偉｜55歲｜心理醫生｜浙江溫州
整理：朱涵｜記者 編輯：黃海波
我是一名心理醫生，在武漢做心理危機干預，已經有一個多月了。
2月9日晚上11點多，我正在溫州接聽微醫平臺上的心理咨詢熱線，突然被另一陣急促的鈴聲打斷——通知我第二天和浙江省醫療隊一同趕赴武漢。
憑借二十多年的經驗，我早就預感到，這次疫情一定需要進駐前線，進行心理危機干預。
春節前，我決定退掉回老家的機票，一直處在待命狀態。沒想到國家這么快就行動了。
抵達武漢后，我才知道，我們要接管一個方艙醫院。在緊張準備過程中，遇到了從方艙醫院返回的護士小劉。她成了我在武漢做的第一例心理援助。
和其他醫務人員一樣，小劉也是一聲令下便出發了。一路坐了10個小時的大巴，抵達武漢后直接進入方艙醫院。
當地護士見到她所在的醫療隊，都忍不住哭了，說病人實在太多太多了。
小劉告訴我，在駐地賓館里，晚上會傳出哭聲，甚至咆哮聲。大家心里都明白，這是怎么回事，第二天也像沒事發生一樣，繼續投入工作。
方艙里雖然以輕癥患者為主，但無論是醫務人員，還是隔離人群，精神壓力都很大。這樣的場面，其實是一種心理碾壓。
和小劉聊了半小時，給了她一些心理防護的建議，以及一些放松技巧。她說聊完天后，感覺輕松了很多。
很快，我們要進入方艙了。醫療隊有兩個心理醫生，我和杭州怡寧醫院副院長劉志宏。我們都五十多歲了，居然為了誰先進艙，“搶”得面紅耳赤。
我說我年紀輕些、身體好些，我進吧！老劉說關鍵時刻絕不當逃兵！爭來搶去，誰都說服不了誰。
最后我們商量好，我進3次，他進1次，輪換著來。條件是每天和我一起去方艙，我在里面的時候，他在外面等我出來。看著倔強的老伙計，我感動得熱淚盈眶。
我們在方艙醫院組建了一個心理小組，委托有心理咨詢證書的護士，幫忙搜集問題，再一個個通過線上線下多種方式解決。
有一位患者有嚴重的焦慮癥，對方艙的環境不適應，甚至出現暈倒，也不太愿意接受心理援助，是方艙里很有代表性的心理難題。
我們與患者溝通得知，她在丈夫確診住院后第二天，自己也出現發燒、咳嗽，擔心也是新冠肺炎，于是主動要求隔離。
但被送到方艙醫院后，她發現自己并沒有和老公在一起，開始擔憂孩子不會做飯，擔憂住院的公婆沒人照顧……
我們快速評估后，提出10條解決方案，重點是共情、傾聽、鼓勵、發泄。我們將聯系方式告知患者，告訴她有問題隨時聯系溝通。
在我們的時刻陪伴下，這位患者的情緒慢慢好轉，終于笑著和我們說謝謝。
在沒有特效藥的情況下，自身免疫力就是最好的防護服，而自身免疫力，跟心理狀況、精神狀態密切相關。
特別是對于一些輕癥患者來說，樂觀就是良藥。我們來到這里，就是找到這副良藥。
我們在艙外的時間，大部分用來接受線上心理咨詢。由于經常在手機上打字，我的手指都磨破了皮，但為了幫助更多的人，這都不是問題。
到現在為止，我在網絡上已經接待了上千人。最初的線上心理援助需求，主要來自武漢和湖北地區，現在已經擴展至全國各地，尤其是信息相對不暢的偏遠地區。
我曾經參加過汶川地震和溫州動車事故的心理危機干預。作為國家心理危機干預專家組成員，我很確定一點，與汶川地震那會兒相比，這次疫情造成的創傷后應激障礙，一定會大幅減少。
汶川地震時還沒有經驗，但這次疫情期間，很多人已經在自發地尋找心理疏導方法。再加上全國150萬心理工作者的努力，一定能激發大家戰勝疫情的信心。
尤其到了最近，武漢的疫情有了明顯好轉，方艙醫院已全部關閉。這些消息讓我們振奮，也給了仍在與病毒搏斗的患者們信心。
在武漢的這段時間里，我深深思念我的家人，是她們給了我最有力的心理支持。
妻子已經習慣我這種突然離家的工作方式，不過這次臨行前，我明顯看到她眼里含著淚，還對著武漢方向說：這次我把丈夫借給你們，一定要好好地還給我。
